李昊 | 四川大学教授，研究生导师，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，美国天普大学访问研究学者。
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。主要从事宪法、反歧视法、国际种族问题、智库决策咨询研究。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多项，发表论文数十篇，撰写多本专著、教材。
曾参与就业歧视、性别歧视、年龄歧视、乙肝与残障歧视、户籍歧视的反歧视公益诉讼与案例研究工作。担任《环球时报》、《FT中文网》、《澎湃新闻》、《红星新闻》特约评论员与撰稿人。
春节这一周，女性成为了舆论的主角，丰县铁练女和新星谷爱凌双双刷屏。为铁连女叫骂，为谷爱凌欢呼，仿佛切换自如，并行不悖。从文明的角度而言，她们的处境仿佛横亘着千年以上的落差。在同一个时空里，她们的距离几乎就是天堂和地狱，强者可以直上云霄，弱者可能万劫不复。在同一个世界中，强者可以在全球最难的两个国籍间进退自如，弱者用尽一生也逃不出一个恶村一条铁连。 人们欢呼崇拜谷爱凌，因为她的成功仿佛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文明与先进，这种巨大的幻觉瞬间把她拥入明星富豪之列；人们为铁连女惊愕和恐惧，惊愕于针对弱者的罪恶多么可怕，多年来从未停止。恐惧于这种罪恶距离我们仅仅咫尺之遥，内心充盈着可能沦为弱势的焦虑。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成功与失败的逻辑、强者与弱者的关系，那么在鲜活对比中，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成为显而易见的结论：要更加拼命地攀爬，更加精明地成功，要远离弱势的处境。 但对于任何社会而言，普遍的成功其实就是文明本身。文明则是由社会底线决定的，意味着成功得到鼓励，平凡得到尊重，弱者得到善待，这才是所有人可以期冀的普遍的成功。这样看来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关心弱者总是比崇拜成功者更为重要。如果脱离了社会文明的支撑，对成功的渴望更可能来自于对弱势地位的恐惧，在恐惧和焦虑驱动的竞争中，人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卷，并丧失基本的体面与尊严。正如同，没有文明的繁荣是另一种贫困，没有社会文明支撑的普遍成功也注定是可疑的。当成功与文明相互分离，多数人即不可能成功，更不可能保有尊严和自由。 当弱者难获得善待之时，成功学就会大行其道，而广泛的弱势恐惧，正是兜售成功学的商机。这解释了，为什么成功学的商业营销模式总是由偶像引领，由焦虑驱动。如果说普通的成功学即无用也无害，但当成功哲学发展到极致，其秘籍就变得简单而粗暴，那就是为利益无所不用其极，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。 两位女性命运的巨大反差，也使我们得以超越传统的两性视角，进而理解女性群体内部巨大的裂痕。如果说女性明星代表了女性力量的崛起，但也不要忘记还有弱势女性在苦苦挣扎。但愿闪亮的明星与悲惨的孤女同屏的场景，给我们的启发不仅仅是时髦的育儿成功学商业模式，以及愤怒而短暂的情绪。 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节，瑟瑟发抖的可怜孤女，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罪恶现象的机会。虽然人们都在愤怒地谴责涉嫌犯罪的恶男，但遗憾的是，性别暴力和个人道德并不能完全解释此类社会现象。通过严刑峻法干净利落地根除买卖妇女现象，效果可能并不如大家期待的那么显著。 实际上，从立法角度看，我国刑法将拐卖和收买妇女作为两个独立的罪名来惩处。其中，刑法第240条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罚极为严厉。量刑均在五年以上，并处罚金。关键是，该法为拐卖妇女设定了八种加重情节，有这些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，并处没收财产。从刑事政策角度看，大家呼唤的“打拐用重典”也已经实施了十几年了。早在2008年，全国法院当年共判决犯罪分子2161人，同比增长11.05%，其中，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319人，同比增长10.1%，重刑率为61.04%，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.27个百分点。此后，司法系统惩处此类案件的严厉程度有增无减。其实，当前最大的争议，在于刑法第241条的收买妇女罪量刑比240条拐卖妇女罪轻。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收买者网开一面，法律对女性的保护过于敷衍。相应的，要求买卖同罪、买卖同罚的呼声再起。如果了解了我国刑法体系就会发现，这种担忧属于多虑了。因为，我国刑法第241条并非孤立的罪名，而是由转化犯制度加以保障的，一旦收买被拐妇女者出现强奸、故意伤害、侮辱、非法拘禁的，最终是按强奸罪、故意伤害罪、侮辱罪和非法拘禁罪论处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铁链女被网传的种种遭遇一旦查实，涉案恶男遭受的将绝不仅仅是收买被拐妇女罪。 实际上，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恰恰不是立法问题，而是如何用好、用足现有法律规定的问题，也就是违法必究和执法必严的问题。为此，需要加快相关司法解释、司法文件、刑事政策的完善和配套工作，尤其需要切实加强基层的行政执法，使保护女性的法律能够长出牙齿、走进“盲山”。最后，法律只是解决社会顽疾的最后一环，属于底线标准。如果真正要根除这种社会顽疾，可能需要认真反思一些稍有生活常识就应该明白的问题：为什么贩卖妇女总是发生在农村而非城市？为什么贫穷的地区和家庭更热衷于暴力买妻？严厉打击多年之后，买卖妇女的风险尽人皆知，为何还要铤而走险？为什么野蛮的犯罪现象顽固地存在？在清理和惩罚犯罪的同时，如何面对复杂的亲缘关系，涉案妇女和未成年人如何得到善待？